网络配资开户入口早已跳出实验室和测试场

文 | 山自

2026 年的全国两会，自动驾驶行业迎来了从 “技术试水” 到 “商业破局” 的关键呐喊。当首批 L3 级车型正式驶入北京高速、自动驾驶巴士在广深街头开始商业收费，这场关于未来出行的讨论，早已跳出实验室和测试场，聚焦在“如何让技术真正走到普通人身边，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这个核心命题上。

雷军、何小鹏、冯兴亚等车企大佬隔空献策，蘑菇车联付强从产业落地端直击痛点，姚卫海、张涛等代表委员则从法规、基建层面筑牢根基。在 “十五五” 规划开局的关键节点，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不再是单一企业的技术秀，而是一场需要政策、产业、技术、民生多方协同的系统战。每一个提案的背后，都是中国智能驾驶从 “全球领先” 向 “全球引领” 跨越的真实思考。

商业化窗口期已至，从试点跑通到规模落地，行业迎来关键考

2025 年底，工信部公布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北汽极狐、小鹏、等车型相继拿到上路 “通行证”；2026 年初，北京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正式对 L3 级车辆开放，广州、深圳的自动驾驶小巴已实现 2 元、1 元的商业收费运营 —— 中国自动驾驶产业，正踩着政策与技术的双轮，驶入 **“试点验证” 向 “规模化普及” 过渡的关键窗口期 **。

蘑菇车联总裁付强的判断戳中行业核心：“全球自动驾驶已进入 L2-L3 级规模化商用普及、L4 级限定场景应用探索的阶段，国内是落地速度最快、场景最丰富的市场，但从示范运营到商业盈利，还差最后一公里。” 这最后一公里，卡在标准不统一、场景不开放、盈利模式不清晰的现实困境里。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直言，自动驾驶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高地，中国的技术硬实力已然成型，但制度软实力的配套刻不容缓。“如果说技术突破是让自动驾驶‘能跑起来’，那商业化落地就是让它‘能跑下去’，这需要全国统一的标准、完善的法规，更需要能让企业敢投入、用户敢使用的商业生态。”

而在经济学家朱克力看来，当前自动驾驶的商业化仍处于 “初级探索期”：封闭场景（港口、矿区）和半开放场景（干线物流、自动驾驶巴士）已能实现收支平衡，但 Robotaxi 等开放道路场景，仍在规模化、运营成本和安全责任之间艰难平衡。2026 年，能否让更多场景从 “试点” 走向 “常态”，成为行业能否真正破局的关键。

雷军划安全红线，何小鹏跳级破局，车企大佬的商业化底层逻辑

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安全是底线，也是用户信任的基石。作为跨界入局智能汽车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的提案，直接从“交通安全文明体系” 入手，为商业化落地筑牢第一道防线。

雷军在《关于共建智能汽车时代交通安全文明体系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当前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与传统驾驶培训、交通法规形成了 “脱节”，不少用户因误用辅助驾驶功能引发安全事故，这成为商业化落地的重要阻碍。他直言，必须将 L2 级辅助驾驶的‘脱手脱眼’纳入交通违法处罚，同时尽快明确 L3、L4 级智能驾驶的安全准则，让用户清晰知道 “机器能做什么，人该做什么”。

在雷军看来，智能驾驶的商业化，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他建议加快建设汽车智能化技术标准，将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内容纳入驾考，研发融合场景模拟、危险处置的实训装备，让驾驶人树立 “人机协同” 的理念。“只有让用户懂技术、信技术，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技术普惠才是商业化的核心逻辑。”

而深耕智能驾驶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则提出了更具突破性的“跳级式发展” 思路。他在提案中建议，在保持 L2 级安全监管稳定的基础上，推动自动驾驶政策从 L2 向 L4 跨越，简化 L3 中间环节，直接赋予基础成熟城市 L4 级无人驾驶 C 端应用的试点管理权。

“L3 级是人机共驾的模糊地带，责任认定复杂，商业化落地成本高，而 L4 级在限定场景下的无人驾驶，更易形成清晰的责任边界和商业模型。” 何小鹏认为，中国的车路云一体化优势，让我们有条件跳过 “单点单车智能” 的弯路，直接在区域化、规模化的 L4 级应用上实现突破，这也是中国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差异化路径。

两位大佬的建言，实则指向了自动驾驶商业化的两个核心：雷军守住 “安全底线”，让商业化落地有基础；何小鹏突破 “政策边界”，让商业化落地有速度，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车企端对商业化落地的核心诉求。

付强直击产业痛点，从巴士破局，打通商业化落地三大关键

如果说车企大佬关注的是 “造好车”，那么蘑菇车联总裁付强则从“用好车” 的角度，直击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的产业痛点。作为深耕公共交通自动驾驶的企业代表，付强的两会建言，没有停留在技术和政策的宏观层面，而是从标准化、场景拓展、数据融合三个具体维度，给出了可落地的解决方案，成为产业端的最真实呼声。

付强提出，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首先要明确前装量产自动驾驶巴士的全国统一标准。当前行业从示范运营向规模化量产过渡，但各地的准入、运营、安全标准不一，企业跨区域布局成本高，“一辆车在广州能跑，到了上海可能就不符合标准，这是规模化的最大障碍。” 只有出台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才能为产业化落地扫清制度壁垒。

其次，加快将自动驾驶巴士纳入城市公交体系，扩大试点范围。付强认为，自动驾驶巴士是最易实现商业闭环的场景 —— 线路固定、客流稳定、运营成本可控，前期在景区、园区的试点经验，已能支撑其走向更广泛的城市公交场景。“从封闭试点到开放道路，从示范运行到规模化普及，需要完善道路适配、安全监管和运营服务标准，让自动驾驶巴士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甚至主流。”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付强直言，公共数据是自动驾驶技术迭代的重要来源，不同城市的交通特征、路况数据差异巨大，只有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自有数据融合，才能让自动驾驶系统更好地适配各地场景；同时，将公共数据应用于车辆运营调度，能实现智能调度与运力优化，从运营效率上降低成本，提升商业化可行性。

“自动驾驶技术融入现代化公共交通体系，核心是打通技术、政策、商业三大环节。” 付强的判断，成为产业端的共识：技术要与场景深度适配，政策要形成统一标准，商业要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型，三者缺一不可。而自动驾驶巴士，正是这三大环节的最佳试金石。

基建铺路、法规兜底、人才支撑，多方协同构筑商业化生态

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突破，而是一场需要基建、法规、人才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今年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的建言，正是从这三个维度，为商业化落地搭建起完整的生态框架。

全国政协委员、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厂长张涛提出，自动驾驶的发展，既要 “更聪明”，更要 “更安全”，而车路云一体化的基建，是安全和效率的核心保障。他建议依托国家层面建设 “智能驾驶数据共享与安全评估中心”，推动车企、云平台、城市的数据互通，同时加大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在重点城市部署 V2X 系统，形成 “车 - 路 - 云” 一体化的风险防护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则进一步提出，要加速构建 “车路云一体化” 基础设施体系，填补城市路侧基础设施短板，优先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搭建场景工程验证平台，推动端侧智能与路侧智能协同发展。“单车智能的成本高、天花板低，而车路云一体化能降成本、保安全，这是中国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核心优势，必须牢牢抓住。”

正如智能网联驾驶测试与评价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邹博松所言，中国的 “可控商业化” 路径，正是依托车路云一体化、海量场景数据、全产业链协同的优势，走出了与外资车企 “单车智能” 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实现商业化弯道超车的关键。

“没有法规的保障，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就是空中楼阁。”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姚卫海的建言，直指行业的制度痛点。他表示，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开展自动驾驶地方立法，但国家层面尚缺少立法引领，地方立法多聚焦产业鼓励，难以对全行业形成全面指导。

姚卫海建议，尽快推进国家层面的自动驾驶立法，统一关键事项标准，重点明确路权分配、事故责任认定、保险机制三大核心问题，同时完善网络与数据安全立法，防范数据泄露与滥用风险。“只有筑牢安全底线，才能为自动驾驶的普及应用营造良好的生态，让企业敢投入，让用户敢使用。”

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则补充，自动驾驶相关法规是全球新生事物，需要在先行先试中逐步完善，尤其要完善数据治理相关规则。“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权责划分，是自动驾驶从技术验证迈向量产应用的关键，也是商业化落地的制度基础。”

自动驾驶的商业化，最终靠人来实现。当产业从 “单点技术比拼” 转向 “生态协同能力较量”，复合型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商业化落地的重要瓶颈。今年两会上，雷军和李书福两位代表，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智能汽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提出，亟需打破学科壁垒，在 2027 年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中，设立 **“智能电动车辆” 一级交叉学科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核心课程体系，系统性培养具备多学科融合能力的高端人才。他建议深化产教融合，推行 “双导师制”，让高校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将产业前沿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

雷军则在提案中进一步细化，建议构建汽车行业协同育人新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让车企、高校、科研机构形成培养合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载体，人才能力需求已从‘单一学科支撑’转向‘复合交叉、系统集成’，只有补齐人才短板，才能为商业化落地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从技术领先到商业引领，中国自动驾驶的下一步

当 L3 级车型上路、自动驾驶巴士收费、车路云基建加速，中国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今年两会上，从雷军的安全红线、何小鹏的跳级破局，到付强的产业痛点、姚卫海的法规兜底，所有的建言献策，实则都指向一个核心：让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从 “全球领先” 走向 “全球引领”，关键在商业化落地。

这场商业化的战役，没有捷径可走：需要车企坚守技术创新，让产品更安全、更智能；需要产业端深耕场景，让技术与民生需求深度适配；需要政策端完善法规、搭建基建，让商业化有章可循、有基可依；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让用户从 “好奇” 到 “信任”，让自动驾驶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2026 年，是 “十五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之年。当技术、政策、产业、民生四方合力，这场关于未来出行的变革，终将从两会的提案中，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里。而中国自动驾驶的商业化探索，也将为全球智能驾驶的发展，提供独一无二的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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